展览开幕前夕，记者就本次展览的初衷、三位艺术家“西藏写生”之旅等问题，采访了策展人蔺道军先生。（端艺编辑）
邵晶坤 《夏季草场》 49x57cm 1961年
邵晶坤 《绿陶罐》 布面油画 60x60cm 2002年
记者：我们应该以怎样的现代眼光来看待本次“董希文、吴冠中、邵晶坤——三人行巅峰之路展”，以及五十五年前那次意义重大“西藏写生”？
蔺道军：“董希文、吴冠中、邵晶坤——三人行巅峰之路展”首先是为了纪念三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大师，其次为了纪念五十五年后三位艺术家那次重要的西藏之旅，这对整个后世的艺术发展来说，也是一个重大事件，值得我们隆重纪念。
1961年董希文、吴冠中、邵晶坤三人进藏写生，每次谈到这个事件的时候，我们总是习惯性的把其框定在那个时代，认为那是一个政治任务，希望通过艺术创作反应西藏人民的美好生活。在55年后的今天，如果我们能抛弃框架性的思维，重新审视那次三位艺术大师的西藏之行，就能看到很多艺术的东西，而仅非时代的烙印。这是很有代表性的，就像世界范围内诸多艺术一样，当时间流逝，时代可以过去，唯独留下的是永恒的艺术。
董希文 《抗英老人达瓦顿珠》 布面油画 81×60cm 1961年
吴冠中 《然乌区小学校》 纸本水彩 31X38.8cm 1961年
邵晶坤《读书》 47x62cm 1982年
记者：三位艺术家的西藏之路后，出来带回大量的有关西藏的作品，并给新中国美术带来一个“西藏题材”外，您觉得对整个美术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？
蔺道军：我认为对新中国美术的发展大致带来三个重要影响：
首先，在题材方面，促进了整个艺术领域对生活题材和民族题材的关注。1961年的西藏写生，三位艺术大师带回了大量反应西藏人民现实生活的作品，生动且自然。当前，中国艺术界已经将生活化和民族特色的描绘作为很主要的创作题材，这股风潮有何而起，当回溯到1961年的西藏写生。在此之前，艺术记录生活的思潮是存在的，但鲜有像三位艺术家“团体式”创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艺术在记录重大事件、历史时刻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发挥，但在记录生活、刻画民生方面尚显不足。最重要的是，三位艺术家以西藏为题材作画，将中国独有的藏民族文化融合到油画艺术中，描述民族文化题材，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丰富和民族的多样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，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艺术国际化的表现。
其次，在个人艺术发展方面，三位大师从西藏写生后，极大影响了后来的艺术创作风格。董希文，恢弘、细腻的展现时代，稳健厚重，开创了“民族风”；吴冠中，流畅的将形式、构图、情感落于笔下，从容疏放；邵晶坤，以几乎文学倾诉式的细腻、阳光的作品书写生活。三位大师，经过自己的艺术实践，将艺术的生活化和民族化贯彻到作品中。
第三，在传承方面，三人还是新中国重要的美术教育家，在构建新中国美术教育体系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，当前活跃在艺术领域的很多艺术家，都曾受到三位大师的点化。
邵晶坤 《恩师徐悲鸿》 114x146cm 2002年
邵晶坤 《鸡冠花盛开》 80x75.5cm 布面油画 1997年
邵晶坤 《卓玛》 48x44cm 1961年
记者：您作为本次展览的策展人，希望通过本次展览表达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？
蔺道军：在各种艺术表现极其丰富的今天，我们仍然要对当年在艺术领域的拓荒者表示敬仰。如1961年西藏写生这样的事件，是一个引领了半个世纪艺术创作方向的重大事件，艺术和创作思想由于那次三人西藏之行得到了全面的提升，应该被我们反复学习。
董希文、吴冠中先生已经仙逝。邵晶坤先生现八十多岁，每一次听邵先生谈，都能深刻感受到那一辈艺术家身上强烈的责任感，着实感动。若没有他们的拓荒和坚忍，新中国艺术将有如何的发展，我不得而知。
五十五年后，回看这次伟大的旅程，以油画刻画西藏，确是对民族的尊敬，以及从顶层对我们大国艺术的坚信。这更是一直启迪：艺术本该刻画生活。
董希文、吴冠中、邵晶坤——三人行巅峰之路展，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伟大的人和伟大的作品，更是为了宣扬他们不休的艺术精神。艺术家带着好奇、带着悲悯和关怀去关注人、关注生活，挥洒自由的创作，留下伟大的文化艺术财富，为国家，为后人。
蔺道军 策展人
外交部世知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首席文化专家
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教授
2012中国收藏年度人物
北京大学书画研究会 顾问
画家
董希文：
浙江绍兴人，受毛主席赞誉的油画大师。代表作：《开国大典》、《春到西藏》、《哈萨克牧羊女》、《苗女赶场》、《百万雄师过大江》等主题性绘画。
吴冠中：
江苏宜兴人，当代著名画家、油画家、美术教育家。油画代表作有《长江三峡》、《北国风光》、《小鸟天堂》、《黄山松》、《鲁迅的故乡》等。
邵晶坤：
黑龙江哈尔滨人。北京艺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、中国美协会员。代表作：《刘胡兰在家乡》、《鱼水情》、《十里长街》、《月季花》、《金秋时节》等
